离心铸造报纸批评开始成为中国新闻宣传工作

　　：据迄今掌握的史料，1909年12月8日《大公报》社论《现政府与责任内阁》早使用“舆论监督”新名词表达出“运用舆论监督政府机关”的观念。民国时期，“舆论监督”观念发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野。资产阶级使用“舆论监督”表达出“运用舆论手段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观念；而无产阶级使用“舆论监督”则表达出“通过群众舆论对坏人坏事或不良社会现象开展批评进行监督”的意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舆论监督”一词逐渐超过“报纸批评”呈上升趋势，并于1987年至今出现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政治和学术关键词之一。总之，近现代中国“舆论监督”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仅是“舆论监督”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发展过程，而且是“舆论监督”和“报纸批评”一词在报刊上此消彼长的过程，更是中国特色舆论监督观念的形成及其制度建设过程。

　　作者简介：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及其实践研究”(19BXW001)。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形成的研究，使得近年来经常被概念史引用的柯林伍德的那句名言“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变成了“历史沉淀于词汇”(金观涛、刘青峰，2009：2)。“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它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人们通过它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系统。一旦观念实现社会化，就可以和社会行动联系起来(金观涛、刘青峰，2009：3)。“舆论监督”观念及词汇就是其中代表之一。“舆论监督”首次载入中国文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是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此后出现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中，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政治关键词之一。有研究者指出：舆论监督就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与建议，是公民权利的体现，人民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传播业，“舆论监督”无疑是“关键词”之一，欧美国家没有“舆论”(public opinion)和“监督”(supervision)这样的固定搭配，“舆论监督”完全是我国独创的特色词语(陈建云，2016：44)。确实，笔者根据“中国知网(CNKI)”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自1987-2019年(截止6月30日)以“舆论监督”命名的文章达6315篇；而据“读秀学术搜索”数据库统计，自1989-2019年(截止6月30日)以“舆论监督”为书名的学术著作或书籍达58种。舆论监督研究成果蔚为壮观，它也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学术关键词之一。但目前“舆论监督”研究仍存在着“日用而不知”“日用而不辨”的状况，需要正本清源，进一步深化舆论监督研究。回顾历史，考察近现代中国“舆论监督”观念的演变过程，发现它不仅是“舆论监督”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发展过程，而且是“舆论监督”和“报纸批评”一词在报刊上此消彼长的过程，更是中国特色舆论监督观念的形成及其制度建设过程。

　　目前关于“舆论监督”一词早出现的时间有四种说法：种，1923年说。有研究者认为：1923年2月，申报馆出版的《近之五十年》发表《予对于本报已往之观察和将来之希望》一文中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周光明、张静，2016：222)。第二种，1945年说。有研究者说：1945年12月5日，重庆《新民报》刊发的《给收复区以新闻自由》一文中出现了“舆论监督”一词(常虹，2013：4)。第三种，1948年说。郭镇之研究指出：“舆论监督”一词早见于《人民日报》(1948年5月13日)消息《认真检讨政策，发展生产，晋绥生产会议闭幕》之中(郭镇之，2004：248)。第四种，1950年说。有研究者在对新闻学专有名词“舆论监督”进行概念辨析、重新认识时认为：“舆论监督”作为一个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可追溯至195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李延枫，2017：120)。但是，详细考证“舆论监督”一词的词源出处，发现以上四种说法均不准确，其作为新词出现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舆论监督”在中文文献中并非古已有之。“舆论监督”由“舆论”和“监督”两个独立词语构成，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在古汉语中，“舆论”一词指众人的意见，即老百姓的议论。据考证：“舆论”一词早出现于公元223年曹魏大臣王朗的《谏东征疏》“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邓绍根，2016)。王朗使用“舆论”一词表达了魏国民众对东吴孙权未能按约派遣儿子孙登到魏国王宫做人质之事不满，具有“众人的议论”之义，引申为“民众的议论或言论”。古汉语中，“监督”一词有三义，即“监察督促”“督察军事”和旧时官名。“舆论”和“监督”两个独立词语组合成“舆论监督”，字面含义是“公众运用舆论手段对社会所实行的监督”。但是，古代“舆论”不论是“天谴论”还是“天理世界观”，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舆论”基本处于被动、潜伏状态，仅供上层“采集”与“听闻”。尧舜时代以来，舆论监督原始形态已经出现。如在交通要道设置“进善之旌”，鼓励人们在旌旗下发表议论；或“诽谤之木”，在木牌上书写谏言；或“敢谏之鼓”，使民击之以进谏。但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由于统治者素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念，以致很难真正主动接受舆论监督。

　　随着近代中国外报在华创办和发展，近代中国人逐渐将报刊视为开民智、通风气的利器，认识到报刊具有批评和监督功能，并积极主张国人办报。如洪仁开认为设“新闻馆”可以“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郑观应则借“托古改制”法强调：“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1987：18)随着清末君权的衰落和维新派报人将国民观念引入，“舆论”由隐渐显，走向近代政治的前台，士人群体将报馆作为“舆论”的化身，“舆论”一词也被置于士人思维的核心地位。尤其随着清末办报高潮涌起和政治运动中报刊作用的凸显，人们感受到的“舆论”远非传统社会那种虚无缥缈的“天意”，可以通过报馆(刊)化为客观力量而对现实变革产生重大作用(唐海江，2016：68-69)。他们以报刊为阵地，以舆论为武器，以文章报国，为民请命，代民众立言，对旧中国各种社会黑暗腐朽势力、各类社会不公现象等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就催生了“舆论监督”近代意义的生成，诞生了中国早提倡发挥报刊舆论监督作用的报纸《强学报》。1896年1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强学报》。其创刊号发表《开设报馆议》一文积极阐述办报六大益处，而将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列在首位，“更畏上闻，不敢作奸，是曰除舞弊。”所谓“除舞弊”，即是报刊舆论监督之效，被学者认为是中国报刊上首次提倡报刊的舆论监督作用。由此《强学报》也被认为是中国早提倡发挥报刊舆论监督作用的报纸(方汉奇、李矗，2005：182)。

　　不过，近代中国早且较为全面论述报馆具有舆论监督功能的当属梁启超。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篇探讨舆论的专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不仅指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且阐述了“破坏时代”“过渡时代”“成立时代”豪杰与舆论的密切关系，“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饮冰子，1902：90)同年10月，他发表文章《敬告我同业诸君》，阐明了报馆具有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两大功能，“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并明确指出报馆代表舆论发挥监督职能，“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新民丛报，1902：122)虽然梁启超没有直接采用“舆论监督”一词，但已经具有明确的报馆(刊)代表舆论监督政府的观念。与梁启超同时代的报人也具有报刊的舆论监督观念。1905年8月，郑贯公在香港《有所谓报》发表《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提出制定“报律”规定，“记者有监督政界及代民鸣不平之特权”，且倡议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成立“拒约会所”，“尚支配于吾无冠帝王监督引导之下”(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1987：75)。秋瑾在《中国女报》中指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报纸而何？”(秋瑾，1907)

　　随着清末预立宪运动的兴起，报刊的舆论观念日受重视。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仿行宪政”谕旨，宣布了立宪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指明其“舆论”是狭义的政治舆论，认为：“舆论有三原素存焉，试论之如左：其母伊谁，议员其一也，缙绅学子其二也，报馆主笔者其三也。”(倪琳，2015：11)随着预立宪运动的开展，与“舆论”一词的动词搭配的词语日益灵活主动起来。如“代表舆论”“铸造舆论”，《大公报》认为：“报纸者，所以代表舆论，而亦所以铸造舆论者也，有铸造舆论之精神，而后可以有代表舆论之价值”(大公报，1909a)。如“指导舆论”，《大公报》指出：“就报章而言，以指导舆论、监督政府为之天职者”(大公报，1910)。再如“摧残舆论”“操纵舆论”，《申报》就曾使用过《枢府固无往而不摧残舆论者》《庆邸自愧不能操纵舆论》等标题。随着各省咨议局选举展开，舆论斗争日益活跃，报馆(刊)代表舆论监督政府观念日益显现出来。如《报》声称其宗旨是“改良社会，代表舆论，监督自治行政，增进自治能力”。《大公报》明确宣称：“报者，就其大处而论之，代表舆论，监督政府。”(大公报，1909b)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舆论监督”一词作为新词汇正式出现。1909年12月8日，《大公报》刊登社论《现政府与责任内阁》，首次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满大臣中如肃亲王、泽贝子者亦属贤明，素着较有作为之人，然既为皇室亲贵，体统攸关，似不宜身当政局，立于舆论监督地位。”(大公报，1909c)《大公报》认为肃亲王、泽贝子等王公贵族不宜进入责任内阁，处于被社会舆论监督的地位。在这里“舆论监督”表达出“运用舆论监督政府官员”的观念。同月23日，《大公报》第二次使用了“舆论监督”，阐明了咨议局和报馆的密切关系，指出：“吾国宪政方始萌芽，事属创行，斯未能信，尤赖有正当之舆论监督补助。”(大公报，1909d)《大公报》这次使用“舆论监督”新词汇，表达出“运用舆论监督政府机关”的观念。

　　随着全国国会请愿运动兴起，清末预立宪运动渐入高潮，“舆论监督”观念不断萌发，“舆论监督”新词使用频率增加。1910年3月2日，《国风报》第二期刊登《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一文中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地方官既不能左右一国之政治，则其有待于舆论监督之。”(国风报，1910a)5月11日，该报论说《立宪政治与舆论》再次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集会出版皆得自由，举国国民咸得表发其政见，以判论国政之得失。……政府不职，失国民之信任，则为舆论所不容，不能复安其位，是故行政官吏立于舆论监督之下，虽甚不肖，皆有所畏，惮不敢为，非一国之内治外交，且必藉舆论为后援。”(国风报，1910b)在该文中，“舆论监督”同样表达出“运用舆论手段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意涵。当时《大公报》深信报刊具有“指导舆论监督政府”的天职。在《国风报》上两次出现的新词“舆论监督”，比起前两次《大公报》，监督对象有所扩大，从对王公贵族、咨议局扩大到地方官和行政官吏，监督内容也扩大到“内治外交”。总之，清末“舆论监督”一词表达出“运用舆论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观念。

　　民国成立后，围绕政权更迭，各派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舆论斗争，各种舆论词汇和观念不断出现。如“钳制舆论”，章太炎在“暂行报律”事件中撰文批评南京临时政府：“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大公报，1912a)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新闻出版自由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新闻记者逐渐担负起“代表舆论监督政府”的责任。如1912年3月18日《申报》刊发评论认为：“新闻记者以鼓吹舆论，监督政府为天职。”(申报，1912a)4月29日《申报》再次声称：“报纸言论必周知一时之事势，洞知全国之现状，酌理权情，折衷定断，方有代表舆论，监督政府之价值。”(申报，1912b)此后“主持舆论”“发布舆论”“指挥舆论”“监督舆论”“伪造舆论”“制造舆论”“反抗舆论”等词汇纷纷出现。但是，随着袁世凯篡权，新闻自由被当权者无情剥夺，极大地限制了报刊的舆论监督功能，曾经在报刊中出现的“舆论监督”一词时隐时现。是年8月1日，《大公报》在《财政总长进退问题》报道中写道：“财政总长周学熙自审才轻望浅，当此财政棘手之时，万难胜任，故向袁总统辞职……复念财政困难，舆论监督又生恐惧，积此念进退维谷，惟感总统慰留之殷，拟先试办，以观情形再为定夺。”(大公报，1912b)9月，《东方杂志》刊文说：“人民之政治思想发达，政府举动，亦赖此一般舆论监督指导之。”(沙曾诒，1912：5)此后，“舆论监督”一词在各大报刊书籍难觅踪迹。据笔者查阅，直至1919年1月10日《申报》再次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以真正民意，舆论监督双方，藉免外人干涉。”(申报，1919)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使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开端。当时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社会思潮澎湃激荡，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观点纷然杂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舆论监督”观念逐渐产生了阶级分野。五四运动后，《申报》《大公报》继续延续了以往“舆论监督”的表述，表达了“运用舆论手段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观念，反映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诉求。《申报》先后刊登了《欢迎伍秩庸大会纪事》(1920年5月17日)、《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对于之希望》(1920年8月20日)、《浙省宪纪闻》(1921年6月27日)、《评安徽省议会选举无效之判决》(1922年2月7日)等报道，不仅直接指出：“所谓报纸，舆论监督之机关者”(申报，1920)，而且探讨了社会的监督体系：“近代直接民权之范围，愈扩愈大，则其监政之范围，亦愈扩大。今乃以监政之美名，而使国民只能为寄托的监政，是诚欲求其益，而反蒙其害矣。人民直接监政之中，本为报纸监督、舆论监督、各法团各职业团体等之监督。”(申报，1921)1923年5月12日，《大公报》在阐释北洋政府张绍曾内阁的财政困境时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开支依旧浩繁，安能够用？外债又以押品难寻，舆论监督綦严，实在大不易为。”(大公报，1923)1929年6月8日，《大公报》在《论宣传》探讨了舆论监督的范围，“大凡国家立国，必有不许为评论对象之一点，国家政体是；除此以外，上自中央当局，下至地方小官，皆应受舆论监督。”(大公报，1929)此后，《大公报》上《日本总选举结果》(1930年2月24日)、《德国实业团到平》(1930年5月30日)、《臧啓芳昨宴津新闻界即席发表市政方针》(1930年10月13日)、《津浦路设公言 广求舆论监督指导》(1931年5月2日)等文章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设受到干扰，但“舆论监督”一词在报刊上时隐时现。如《大公报》的《难乎其为日本的外交家》(1932年2月24日)、《天灾人祸连台表演!》(1932年5月29日)、《战时法币对内价值究应如何稳定》(1941年11月10日)等，《申报》的《平衡物价问题》(1939年5月8日)、《物价飞涨和平衡物价问题》(1940年3月18日)等。同时，当时有更多的报刊，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如1936年9月《东方杂志》7期刊登的《中国之监察制度》。这些报道希望新闻界运用社会舆论对政府官员及其工作进行监督：“今后舆论界对于法币对内价值的问题，在政策上不必再多讨论，但是对于各负责机关的工作成绩确应当积极地加以检讨，负起舆论监督的责任。”(大公报·香港版，1941)在解放战争时期，报刊上继续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且更加强调“运用舆论手段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观念。1945年12月5日，重庆《新民报》社论指出：“政治不受批评，政治一定会腐化；官吏不受舆论监督，官吏就容易胆大妄为。”(赵超构，1999：154)甚至在报刊标题中出现了“舆论监督”字样，如《主席电令民意机关舆论监督役征》(宁绍新报，1947)等。

　　如果说上述的“舆论监督”一词的使用及其理论探讨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那么同时期的中国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走上了另一条无产阶级“舆论监督”的理论探索之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曾将报纸称之为“有效的监督”。1849年2月7日，他在法庭上严正驳斥政府对《新莱茵报》的控告，宣称：“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1961：275)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天，列宁就向俄国人民和全世界公开宣布：“我们愿意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列宁，1959：90)针对执政后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列宁主张报刊设立“红榜”“黑榜”进行舆论监督。童兵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舆论监督主要被理解为媒体的批评功能，报刊的批评锋芒多指向反动当局，同时强调把公开监督党的领导人作为党报的一种神圣职责(童兵，2011)。因此，高度重视和倡导报刊的舆论监督功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优良传统。

　　1921年7月，中国诞生后，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新闻事业后，中国积极运用报刊开展舆论监督，将报刊视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了报刊的舆论监督实践和理论探索。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其《发刊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运用该报开展舆论监督的理念：“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到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指导各级工农民主政府的实际工作，纠正其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红色中华，1931)该报开设了“红板”“黑板”等专栏，前者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典型，后者刊登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同日，《红星报》在“见面话”中强调：“它要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要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会受到它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红星报，1931)1933年8月10日，李富春撰写《〈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充分肯定了该报一年以来的舆论监督的成绩，“粉碎了许许多多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者，发扬了党和苏维埃反机会主义、反官僚主义的火力”；希望《红色中华》“对一切反革命派对苏区内外敌人的罪恶及其无能的揭发，以及反革命面目的撕破做得还不够，这里特别表现在对暗藏在苏区里面的敌人”，“适时的将这些无情的、充分的揭发出来”(李富春，1933)。1938年1月11目，《新华日报》创刊后明确表示要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对于一切阻碍抗日事业之缺陷及弱点，本报亦将勇敢地尽其报急的警钟的功用。……本报将无情地抨击一切有害抗日与企图分裂国内团结之敌探汉奸及托派匪徒之阴谋。”(新华日报，1938)1942年3月16日，党中央发布《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导《解放日报》改版工作，“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解放日报，1942a)4月1日，《解放日报》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专门阐释了党报应该洋溢着“战斗性”，党报“应该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摘，帮助其克服和改正”(解放日报，1942b)。改版后，《解放日报》明显加强了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1945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提高一步》，专门论述了“报纸应当成为自我批评的武器”的观点，“自我批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的方法之一……表扬和批评，同是报纸推进工作的武器，两者不可缺一。……报纸应当成为自我批评的武器。报纸对于批评应该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掌握确实可靠的材料和根据，郑重将事，合乎分寸，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解放日报，1945)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利用报纸进行舆论监督开展自我批评成为一种优良作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得到了深刻体现。重庆《新华日报》热烈响应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精神，积极贯彻运用报纸进行舆论监督，开展自我批评。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刊文表示：“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新华日报，1945)虽然该文没有使用“舆论监督”一词，却明确表达了运用报纸开展舆论监督的观念。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检讨与勉励》，检讨了新华日报的立场、方针和态度，主张运用报纸开展批评斗争，“斗争的主要方式就是暴露和打击。暴露黑暗，暴露帝国主义的阴谋，暴露独裁者的恐怖统治，而且同时又以适当的打击，来消灭黑暗，粉碎阴谋，反抗恐怖统治”；且论述了批评的原则：“暴露和打击要有一定分寸、一定份量，要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根据实际需要和客观发展，针对少数的反动分子。”(新华日报，1947)后来，党在新闻宣传中发动了反“客里空”运动，进行了一场以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维护新闻线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强调：“公开的自我批评是我们有力的武器，这种公开的自我批评，不但不会降低我们党的威信，相反的，它只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种自我批评与对于英雄模范的表扬是一种事情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缺一，其目的都是为了改进工作，以求实现彻底的土地改革与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1987：353)

　　正是在中国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监督优良传统，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新闻事业的过程中，积极采用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舆论监督，使得“舆论监督”在中国党报上零星闪现。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党报仅有两次使用“舆论监督”一词。次是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出现在其刊发的消息标题《港问题将有新进展，苏联提案已交小组委员会，英要求秘密讨论，苏欢迎舆论监督》之中，消息中明确表达了运用报纸开展舆论监督的观念，“对于我们的说话，报纸的意见如果越多，给我们的好处就大，应该知道，社会舆论是在注视着我们的努力。”(解放日报，1946)第二次是1948年5月13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希望各级政府与金融贸易机关，“克服过去对劳模只表扬不批评、夸大假造成绩的现象，对二流子要有目标的教育改造，发动群众舆论监督。”(人民日报，1948a)这里的“舆论监督”表达出“通过群众舆论对坏人坏事或不良社会现象开展批评进行监督”的意涵。虽然“舆论监督”一词没有被推广开来，但与之相应的“报纸批评”一词却在党报党刊开始流行起来。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后就先后使用了三次“报纸批评”。次是1948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冀鲁豫行署通令所属，接受民主监督，尊重报纸批评》，报纸编辑不仅在标题中使用了“报纸批评”，而且采用“编者按”的形式，写道：“冀鲁豫行署通令各级尊重报纸批评，这个决定很好，很重要。被批评者除了应该根据报纸的批评检查缺点、改进工作外，还应在报纸上公开表示态度，自己错了应作检讨，批评错了应该申辩，以便真正达到弄清事实，发掘错误缺点，改进工作。”(人民日报，1948b)第二次出现在1948年9月10日《东北新闻事业发达，新闻工作者更能实事求是掌握政策，报纸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威信日高》报道中。第三次则在1949年7月27日《唐山华新纺织党委会军代表接受本报意见检讨工作》消息中使用。由此，“报纸批评”开始成为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概念。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及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做出《关于加强新闻报道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转发全国新闻单位。在党的报刊上对党内或社会上某些坏人坏事或缺点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随着新中国成立通过党报也进入到新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执政的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要求新中国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利用报刊对党内或社会上某些坏人坏事或缺点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中共中央于1950年4月19日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确立了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是报纸批评，“在一切公共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80：5)这成为指导党内外报纸批评的纲领性文件。1954年4月，提出了报纸批评的“开、好、管”方针：“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1983：177)同年7月17日，党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并指出：“报纸编辑部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负责，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的事实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批评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正确。……党报编辑部和党委如有不同意见，除必须执行党委的决定外，有权向上级党委机关申诉。”(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80：319)在党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全国报纸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

　　在全国的报纸批评中，《人民日报》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据统计，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报道和批评文章，1949年347篇，1950年757篇，1951年1749篇，1952年1741篇，1953年为1027篇，1954年210篇，1955年731篇，1956年937篇。从1949-1956年，总计7499篇；在1951-1953年这三年中，《人民日报》平均每天刊登批评稿件4篇多(孙旭培，1994：271)。在开展批评报道的热潮中，“报纸批评”一词频现报端，尤以《人民日报》抢眼。1950-1979年《人民日报》使用“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一词(按一篇一次计算)变化情况见表1。

　　表1 1950-1979年《人民日报》使用“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词频统计表

　　1950-1979年《人民日报》共有114篇文章使用了“报纸批评”一词；其中，1950年20篇，1951年9篇，1952年8篇，1953年21篇，1954年5篇，1955年12篇，1956年10篇，1957年7篇，1958和1959年各5篇，1960年2篇，1961年1篇，1962年4篇，1963年1篇，1965年2篇，1971年1篇，1972-1975年0篇，1976年1篇，其他13个年份为0，主要集中在“文革”期间。相比较而言，同时期《人民日报》仅2篇文章使用“舆论监督”一词，分别为1950年和1956年各1篇，自1958至1979年再没有出现。《人民日报》次使用“舆论监督”一词是1950年8月30日，在《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文中提出：“对以上两种不正确的态度，必要时并组织读者集体力量，实行群众舆论监督，以达到批评的目的。”(人民日报，1950)这里的“舆论监督”也表达出“通过群众舆论对坏人坏事或不良社会现象开展批评进行监督”的意涵。这是全国在执行党中央决定开展报纸批评过程中，《人民日报》转载了1950年8月22日《解放日报》的稿件。第二次是195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全国节约粮食时说：“当时，全国城乡各地对浪费粮食的行为形成了群众性的舆论监督，这是一种极可喜的现象。但是，近一年来，节约粮食的空气逐渐淡薄了。”(人民日报，1956)这里的“舆论监督”含义与上面基本相同。同年12月17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针对“省内几个报纸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中受到被批评者打击和报复的报道”，发表了本报评论文章《发挥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认为“报纸是人民群众的舆论机关。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是完全有权利在报纸上发表意见、提出批评的”，阐明报纸批评的理由，后指出“不许去掉开展报纸批评的绊脚石，充分发挥报纸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舆论监督作用”(南方日报，1956)。但是，随着极“左”路线的实施，的兴起，报纸批评脱离了正常轨道。“文革”期间，报纸批评产生了非理性的畸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闻界逐渐恢复了报纸批评的优良传统，批评报道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1980年，新闻界在“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报道中，充分发挥出报纸批评的巨大威力，导致部长被撤职，副总理被记大过，国务院公开检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次(王强华、王荣泰、徐华西，2007：30)。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等报纸陆续恢复使用“报纸批评”一词。1980年3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读信札记指出：“看来，要刹住这种不正之风，单靠文件和报纸批评是不够的。”(人民日报，1980a)同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并指出：“要通过教育和学习，形成一种强大的持久的舆论监督力量，使得那种违反党的立场照顾亲属的现象，不但无人顺从迎合，而且有人挺身而出，敢于批评揭发，阻拦制止。”(人民日报，1980b)这是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首次使用“舆论监督”一词。这里的“舆论监督”同样表达出“通过群众舆论对坏人坏事或不良社会现象开展批评进行监督”的意涵。

　　1981年，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为新闻界进行批评报道、开展报纸批评提供了政策依据。新闻界响应号召，积极开展批评报道，“报纸批评”一词由此频现报端，而“舆论监督”一词则零星闪现。从表2可以看出：自1980-1986年，“报纸批评”一词在《人民日报》出现的频率比“舆论监督”高，甚至1981年和1985年《人民日报》没有使用 “舆论监督”一词。然而，一些敏锐的新闻学者已经关注并开始研究舆论监督。1981年5月，孙旭培在硕士毕业论文《刍议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中多次采用了“舆论监督”一词，并强调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舆论监督是及时的监督”，是“实施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手段之一”，并将其定义为“新闻媒介对国家施政活动、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孙旭培，2004：139)。

　　表2 1980-2019年《人民日报》使用“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词频统计表

　　1987年，随着新闻界舆论监督活动的深入展开，“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两词在《人民日报》上迎来了此消彼长的分水岭。是年，《人民日报》中22篇文章使用了“舆论监督”，反超“报纸批评”(17篇文章)5篇。10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专文《略论舆论监督》，将“舆论监督”明确定义为：“广大群众通过舆论工具实行应有的监督权，就是舆论监督”；指明了其对象，“首先体现了党对国家各项工作的监督。……包括对党本身的工作和干部的监督在内”；论述了其性质，“舆论监督是十分广泛的社会监督，又是人民的自我监督，体现了群众对国家的管理，对整个社会的管理”；介绍了监督的具体内容，涉及决策方面的监督、工作方面的监督、法律方面的监督、道德方面的监督、理论方面的监督等；阐述了舆论监督的关键，“在于观念的逐渐改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认真树立人民是国家主人的观念。……还有赖于舆论监督的制度化和法律化。”(胡绩伟，1987)10月25日，“舆论监督”作为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个概念，首次正式写入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这是中国历史上次将“舆论监督”载入中国文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做斗争。”随着全党全国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舆论监督”逐渐成为耳熟能详的政治概念，向全国推广。“舆论监督”正式进入新闻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之中。“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首次收录了《论社会主义舆论监督》《加强舆论监督发展民主政治》《新闻批评是有力的舆论监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战斗性》等5篇以“舆论监督”命名的文章。也正是1987年，一个更能反映媒体属性的新词——“新闻舆论监督”也横空出世。12月19日，《人民日报》刊文写道：“现在批评报道深入不下去，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很难。这主要不是记者问题，而是我们有些干部对舆论监督、特别是新闻舆论监督缺乏正确的认识。”(人民日报，1987)

　　1988年，“舆论监督”一词在中国政治线年反映出全党观念拓展为体现全国人民意志，写入了第七届全国人大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要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支持它们对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等腐败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公开批评和揭露。”在《人民日报》中，“舆论监督”和“报纸批评”一词的数量差别更加明显，132篇文章出现了“舆论监督”，仅有23篇文章使用“报纸批评”。是年，“舆论监督”也首次作为辞条收入新闻学工具书《新闻学小词典》，认为“舆论监督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行为：人民(包括新闻媒介)随时对政府(包括执政党)机构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进行了解和评论(批评、赞扬或提出建议)”，“这种社会行为的特点是：一、相对的独立性。二、公开性。三、对被监督者具有无形的强制性。对新闻媒介来说，舆论监督是它的固有属性，这种监督可以分为决策监督和行为监督两大类”(陈力丹，1988：94)。

　　1989年，《人民日报》发表含有“舆论监督”一词的文章达90篇，而含“报纸批评”的文章仅有10篇。“舆论监督”辞条被收入《社会科学大词典》，出现了本以“舆论监督”命名的著作《疲软的舆论监督》。同年11月25日，主管党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在中宣部举办的全国省市***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其中阐述了“正确实行舆论监督”问题，辨析了舆论监督与批评报道的关系，“舆论监督包含批评报道，但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批评报道，它在我国已成为人民群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一种有效形式”；将“舆论监督”定义为：“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的意志和情绪，人民的意见和批评，通过新闻媒介反映出来，形成舆论，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考虑，这就是舆论监督”(，1990)。这标志着新中国的舆论监督理论的成熟，也为顺利开展舆论监督提供了根据。

　　随着舆论监督观念深入人心，《人民日报》中“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数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1990年开始，《人民日报》的“报纸批评”一词的数量仅以个位数存在，时隐时现，甚至在1999年、2004年以及2007-2011年没有出现过；2013年至今，已经在《人民日报》上消失。而“舆论监督”一词则呈现出总体上升趋势，并以极大的优势超过了“报纸批评”一词。2013年《人民日报》刊登了187篇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的文章，创历史记录，而2019年从1月1日至6月30日就已达32篇。同时，“舆论监督”一词被写进了中国法律法规，如《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等。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舆论监督进入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形成监督合力的阶段。新媒体成为舆论监督为活跃的实施主体。对于公共事件，往往是新媒体首先介入，传统媒体随后跟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形成舆论监督的合力(陈建云，2016：45)。党中央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不断丰富和完善舆论监督理论。2004年2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其中第八节第三十二、三十三条专门谈到“舆论监督”，这是党中央次将舆论监督列入党的法规之中，将其规范化和制度化。一方面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另一方面要求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禁止跨地区监督，禁止异地监督。2005年4月，党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对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重要作用、指导原则、重点和问题、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和加强领导各方面提出了要求，进行了规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新闻媒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并加强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领导，强化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社会责任。这是中国为加强舆论监督所制定的一个专门性的重要指导文件，标志着我党有关舆论监督法规的进一步完善(邓绍根，2010：225)。随着网络媒体异军突起，“两微一端”迅猛发展，网络舆论不断发挥重要作用，“网络舆论监督”新词浮出水面。2006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刊文说：“针对不法行为或者不当行为进行善意批评的网络舆论监督，采用‘网络通缉令’这种新形式应当受欢迎，有利于改进社会风气，还能纠正不当的或者不法的行为。”(人民日报，2006)同年12月8日，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舆论监督走上了依法依规的制度化轨道。

　　2013年，党中央审时度势地做出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2016年4月，习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习，2017a：336-337)。随着网络普及化程度不断提升，互联网监督已成为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因其快捷性、互动性而成为群众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舆论监督”一词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一直出现在历次中国文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并从党的十四大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监督形式，逐渐融入到党和国家的社会监督体系之中。2017年10月，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习，2017b)。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变化而变化，反映社会客观现实和需要，成为人们传递信息或表达思想的媒介。相对于语言中较为稳定的语音、语法，词汇系统作为语言中敏感、活跃的因素，记录着时代的脚步，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更能展现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当出现社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急剧变化时，词语往往能极敏感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王建华，2006：24)。确实，“舆论监督”一词就充分反映了这一语言发展规律。虽然，古代社会，中国已有原始状态的舆论监督现象，并萌发出利用公众舆论或民意监督社会及其官员的早期舆论监督观念，催生了“舆论”“监督”等词汇，但并没有诞生“舆论监督”这一词组。而报刊作为新闻媒体，能快捷集中地反映出社会各个领域的新变化，及时传播社会动态，成为新词汇诞生地和传播源。随着近代中国报刊的兴起，中国报人将报馆作为开民智、通风气的利器，逐渐认识到报刊的监督、批评功能，且在激烈的舆论斗争实践和舆论理论探讨和观念蜕变中，认识到报馆(刊)巨大的舆论威力，具有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两大功能。特别在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影响下，在清末立宪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之际，“舆论监督”观念不断萌发，催生了“舆论监督”这一新词组。据笔者迄今查阅掌握的史料，1909年12月8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现政府与责任内阁》早使用了“舆论监督”这一新词汇，表达出“运用舆论监督政府机关”的观念。随后《国风报》使用的“舆论监督”一词，监督对象和内容均有扩大，均表达出“运用舆论手段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观念。

　　民国时期，“舆论监督”观念发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野。民国新闻界肩负起“代表舆论监督政府”职责，资产阶级“舆论监督”观念有所发展，也使得“舆论监督”一词在《大公报》《东方杂志》《申报》《新民报》等报刊上相继出现。随着中国的成立和壮大，无产阶级“舆论监督”观念兴起。中国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更加重视报刊的批评功能，将报纸视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积极运用报刊开展舆论监督。延安《解放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先后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表达出“通过群众舆论对坏人坏事或不良社会现象开展批评进行监督”的意涵；由于报纸是中国“锐利和有力的武器”，且与“舆论监督”相比，“报纸批评”一词不仅更能旗帜鲜明地体现出党报的战斗性，而且更有利于全党推广，更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接受；这促使“报纸批评”这一新词出现，并与“舆论监督”一词融入了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但是，整个民国时期“舆论监督”和“报纸批评”时隐时现，使用次数较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继承和发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利用党报党刊对党内或社会上某些坏人坏事或缺点错误进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中央出台文件，制定措施，使得新闻界批评报道盛行，“报纸批评”一词流行起来。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报纸批评”一词在《人民日报》很普遍，而“舆论监督”一词却仅出现两次，表达出“通过群众舆论对坏人坏事或不良社会现象开展批评进行监督”的意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重启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建设，恢复了报纸批评的传统，舆论监督活动复苏。在此历史背景影响下，《人民日报》于1980年恢复使用了“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等词汇。1981年，“舆论监督”作为学术概念引发研究者关注。孙旭培明确了“舆论监督”的定义，并解释说：“笔者用‘舆论监督’一词时，无非是指新闻媒介对国家施政活动、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其中所讲的‘舆论’……仅仅是指舆论机关，也就是新闻媒介。……在笔者之前，使用‘舆论监督’一词时，‘舆论’都是指民众意见；自笔者开始，‘舆论监督’中的‘舆论’，是指舆论工具，即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中的‘监督’，通常是对权力者的监督。”(孙旭培，2010：152)1987年成为“报纸批评”和“舆论监督”在《人民日报》上此消彼长的分水岭。是年，“舆论监督”首次载入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由此正式成为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特有概念，融入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生活，出现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中，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政治关键词之一。是年，以“舆论监督”命名的研究文章开始发表，“舆论监督”正式进入广大新闻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之中，逐渐成为了学术关键词之一。自1987年开始，“舆论监督”一词在《人民日报》上呈总体上升趋势，而“报纸批评”逐渐减少，尤其从2013年至今已经从《人民日报》消失了。另外，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舆论监督逐渐融入党的监督体系之中，并逐渐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贯通起来。为此，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中国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等方案，加强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总之，“舆论监督”一词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政治术语和学术关键词之一，不仅各类工具书中将其列为辞条解释，也写进了中国的法律法规；而且在网络媒体兴起和媒介融合的全媒体建设推进下，与时俱进地诞生了“新闻舆论监督”“网络舆论监督”“互联网监督”等新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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